温院士培养了那么多学生，而我本人是1988年从哈佛医学院做完博士后开始带第一个硕十生，到近日为止总共培养出17个硕士、7个博士；目前在读的还有一些硕士生和博十生。我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不多，但品种大量。在这7个博士中，包括2个直博，3个普博，1个论文博士。还有1个韩国留学生，原毕业于国立Chonnam大学，在我这儿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培养过程。七个博士的培养中也有一些体会。
首先，博士生培养要把品质放在重要的位置，所培养的博士生应该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。我培养的7个博士，基本上都到国外做了博士后，而且主要是到美国。其中有一个已经回国，目前已是厦门大学的博士生导师，有一些也正准备回国。这7个博士中，第一个毕业后到美国Caltech，在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那做博士后：一个到了Berkeley，做完博士后回国在厦门大学工作（JOB）；两位到哈佛医学院，在我的导师Bert L．Vallee(美国科学院院士)那里做博士后：一个到MIT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做博士后，还有一个在德国马普。Bert L．Vallee就是遗传密码的发现者，印度裔的诺贝尔奖获得者。这些博士毕业后都跟我有联系，包括哈佛医学院的那个学生，现在去美国已经三年了，据说将成为哈工大的引进教授。他曾经说过希望能回到清华工作（JOB），但我校生物系一般不留自己的弟子，尽管他在哈佛医学院工作（JOB）过三年，他发表了三篇PNAS第一作者的文章，但他的水平还达不到我校生物系引进精英的条件，所以我劝他到哈工大去成长。
其次，就是刚才温院士讲的，要研究前沿的课题，要让研究生有兴趣去做，而不是由导师给他派任务。让他感觉到是导师让我做的，不得不做，做起来就像嚼蜡。这样的话，肯定失败。要选择前沿的课题，就规定导师必须争取国家的重点科研项日，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。理科就需要做探索性、原创性的课题，这样学生才能被吸引跻身到那个领域去。所以，作为导师要尽量争取资金，争取重大项目，争取前沿课题，这是我们导师的主要责任之一。在国外，导师都是用很大的精力去争取经费。这几年，我觉得科研经费比较充足，这是培养研究生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。有了这些前沿的课题，就有探索性，有了探索性就有大量是未知的，探索性不仅是科学问题的未知，培养也是未知的。在选定题目的时候，我们基本都是这样做的。我本人承担了大量国家重点课题，过去我承担了国家“攀登”计划，连续两轮，现在是国家973的一个课题的主要承担责任人。连续几年一直在“Protein folding”领域内做研究。在这个领域内具体做什么样的研究，突破点在哪里，选择什么样的课题，每个研究生都应当围绕这个中心。如果不围绕这个中心，你就不是我的学生了，我就没法完成国家要我承担的课题，这一点导师应该是很明确的。在我这个领域，在选题的过程中，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。但不管什么情况，我是导师，你是学生，不管学生的年龄有多大，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，我要承担责任任。但在讨论具体课题的过程中，我们是平等的，都是一同的研究者，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。在选题的过程中，不要对学生限定太死。他对你研究领域的某一可能突破点很有兴趣，你界定一个范围，那么你拟出一、二、三、四题目，我也拟出一、二、三、四题目，然后讨论，讨论以后达到共识，最后选定题目，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导师，否则就失去导师指导的意思。
题目一旦选定之后，不能置之不理，要随时过问，发现学生走进了死胡同就要迅速调整课题。你要是一直不过问，这个研究生的培养肯定是要失败的。我在做博士后的两年期间，我很注意观察，看我的导师是怎样指导学生的。刚才温先生也讲到，很重要的就是group meeting，一周一次或隔周一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博士生，大家都很认真，频繁和几个硕士生一块开会讨论讨论。后来博士生多了，group meeting就显得很重要了。每次group meeting对学生来说是一个促进，而对导师来说，这就是一个鞭子。现在我有在学博士生7个，硕士生2个，博士后3个，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。每次group meeting每人报告5—10分钟，把最近的最重要的进展报告一下；其中每次都要有一位或者两位报告20分钟，把两三个月来的工作（JOB）开展总结。这个过程有两个作用：一是我在group meeting上了解学生在做些什么，已经有哪些成就：二是研究生也相互有所了解，知道别人在研究些什么。留学时我看美国的group meeting，博士生和博士后坐成一圈，一个个讲过去，导师在那里听着，有时他说：Good，就让你过去。但是有些时候，他听着听着就瞪大了眼睛，不断地问题题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他感觉到有非常重要的东西，然后，保证这个研究生或博士后就会被他叫到办公室。
我想我们也应采取这样的方法，对于一般性的工作（JOB），听听就可以了，当然数据要论证，要处理。如果有新的兴奋点，一是要不断问题，也引起别的同学注意，为什么导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?可能是有新的兴奋点在那里。对于科学研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。会后我就会把这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讨论，有可能讨论出一些重要的思路或结果来。
第三，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言传身教，把好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传给研究生。因为我们是培养未来的科学精英，很可能将来的重要科学成就都出在这些学生身上。所以，不一定很频繁，每一个月至少有一个研究生我要叫他把全部实验数据报到我这里，包括必须把原始数据拿出来。因为计算机处理会失真，有时计算机处理的图像可能会面目全非。所以我给学生说：科学是严肃的东西，这是做研究、做学问最重要的东西，一定要把原始数据拿出来。特别是跟过去的规律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可能正是孕育新的东西的地方。要让学生感觉到科学的东西是很严肃的，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科学生涯。这比出一个成就还重要——造就一个人远比出一个成就重要。因为对一个成就的评价，包括在国际上，也不完全是公平的。比如说我们实验室做出来的工作（JOB），和我的导师Bert L．Vallee做出来的工作（JOB），即使是同样的文章，发表的档次是很不一样的。最典型的就是我的—个学生杨弋，他是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，他到哈佛医学院后做的第一篇文章给我们寄过来，我们在学的学生一看，其实基本思路和基本办法跟我们实验室做的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换了一下研究对象和材料。他就可以发表到PNAS上面，而我们的文章千辛万苦只能发表到Protein Science或BBA上。要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印象：第一是，科学的东西是公平的，我们经过努力可以发表到国际性的杂志上；第二，也不要太计较这些东西。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，就是要让学生听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。温先生因为在学术上很有成就，一年做几次学术报告。我们在这一地方比较差一点，但也可以弥补，生物系这几年跟国际上的交往大量，年轻的大腕教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都很活跃，组织大型的国际会议，请的都是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，所以我规定学生必须多听报告。不要只知道我们研究的蛋白质折叠，还要知道蛋白质折叠以外的东西：要知道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方向。这很简单，生物馆的报告厅就在一楼，报告都很短，而且都部署在10点以后。扩大博士生的知识面，绝对不能限定在一个点上。你到国外做博士后未必都做你过去做过的领域，如果去了哈佛医学院我导师那里，自然是做很类似的东西。但如果去MIT的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，他研究的就是structural biology，去了以后干什么?长晶体，蛋白质晶体。所以你听听晶体学地方的报告，要扩大视野。我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和国际的会议，国际的会议比较贵，国内的会议便宜，多去听听，国内同行们都在做什么。那么国际会议，我们做导师的尽量争取。比如说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Structural Biology and Functional Genomics会议，请了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做报告，我们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系主任商量，由他们资助我们4位导师的4个博士生参加，所有差旅费都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，这当然是很好的机遇。当然，不管是那个导师争取来的，不能光派自己的学生去，所以，每个导师的学生去一个，不一样领域的学生一共去了4个。我们系隋森芳教授做的比较好，他的学生频繁得到国际会议的资助，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锻炼，在研究生中也造成一种风气，尽量的争取参与学术交流。
还有一点，就是导师和研究生的沟通问题，过去我们系研究生少，不存在这个问题，现在研究生多了。我认为新博导开始时不宜招太多的研究生。新博导在经验上，不管你是博士还是博士后，一开始带一大群博士生，肯定会出问题。我不赞成带一大群博士生，现实上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和能力。我也和国外一些同行讨论过，一个导师最多在学的博士生7—8个比较好，这个规模比较合适，除非你名下还有导师带。开始时宁可少招，一定要培养好，做出高品质的东西，积累经验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搞基础研究的学科还是自己亲自带博士生比较好。我很认真地观察过我们系在博士生培养地方比较成功的导师，他们招生数量适度，在培养博士生上也很投入，也就是亲自带，所以培养的博士生品质比较高，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，或者发表水平和档次高的论文，隋森芳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做出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成群带博士生，也不能说不对，还要看一看。师生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。不沟通，会导致师生之间产生矛盾，我们系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最终告状告到我这里。关于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，导师要把你的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考进来的研究生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我们一定要把他培养成精英，要关心研究生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学生比较少，也没有太多行政工作（JOB），还给每个研究生过生日，在实验室开小型的party。学生还频繁可以到外面去，现在行政任务多了，不能亲自参加了，每年春游秋游让他们自己去。象这种形式的沟通，与学生保持融洽的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，我平时只要在系里的时候，每天就到实验室看看，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讨论，但一定要随和，不要让学生感到你是在盯梢。确实有什么重要问题就到办公室去讨论。如果出差了，确实没办法了，就打打电话，发E-mail问一问。
另外还要教育学生，学生的差别很大。我已带了20多个研究生，我认为都很好，作为导师，自己觉得还是非常愉快的，每一个学生取得一点成就，我都很高兴，这中间的的相互沟通还是很重要的。我也有一个教训，就是因为沟通不够。其中碰到过一个学生，他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硕士毕业的，延安医学院的副教授，考我的博士生。当年有6个学生报考我，他的英语成绩还是最低的，但最后我只录取了他，当时考虑了两点，一是想给延安培养一个精英；另外他的基础还是不错的，他的硕士论文我看过，同时他的热情也很高，我很高兴的接收了他。但他进来以后，现实上是脚踩两只船，他一边报考我的研究生，一边联系到Ohio大学读博士学位，刚进来的时候还没被美国录取，入学报到没多久就被那边录取了，然后要退学。可是这个学生一开始不说，我也疏忽了，等到他说要出国，就不好做工作（JOB）了。我说你这样做不对，一个人要讲诚信，你当时入学的时候是怎么说的。后来他也不言语，也不主动沟通，最后，为了出国，他趁没人偷盖系里的公章，违反了校规，那就得勒令退学了。我觉得沟通非常重要，本来是很小的事情，因为缺乏沟通，最后可能酿成大事，要么退学了，要么改专业或改导师，这就给系里造成很大麻烦，要额外做大量工作（JOB）。所以如果时间许可的话，要尽可能与学生多做沟通。
还有一件事，如果有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对他的实验已经不感兴趣，必须及早做调整，能讨论的及早讨论。如果确实是实验中的问题，要及时发现问题，尽快调整课题。也让学生知道，科学上有些东西，不是你想做出来就能做出来，有时会出现此路不通，需要灵活的手段开展调整。
